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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研究专栏】陶艳兰 | 养育快乐的孩子——流行育儿杂志中亲职话语的爱与迷思

妇女研究论丛 2020-05-21 07:08:12

 




问题的提出

育儿问题已经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2015年度重磅电视剧《虎妈猫爸》反映和再现了当前中国城市家庭中的育儿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该剧导演姚晓峰说:“教育的困惑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在这部剧里,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要把我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告诉大家……”[1]。令人印象深刻的剧情是“狼爸”杜峰与海归教育专家唐琳之间的两场辩论,他们分别是中国当前占主流的教育理念和西方教育理念的代言人。最后唐琳获胜,“重视孩子内心的感受”“让孩子做自己”等等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受到家长们的认可和称赞,中国当前比较流行的虎妈狼爸们的教育理念和方式遭到清算。剧末,男女主人公置身于一个美丽虚设的童话世界,蓝天白云绿树,孩子们在其间奔跑,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令人心旷神怡,“孩子是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快乐最重要”,这句对白很清楚地传达出剧中毕胜男夫妇对自身教育方式反思和痛苦挣扎之后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该剧想要告诉观众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更是当前大众文化中比较流行的“快乐教育”在电视媒体上的再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该如何去理解这种快乐教育呢?

有关如何养育孩子的育儿建议是一种历史与社会的建构。育儿建议深深地扎根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中,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导致育儿实践和育儿文化的改变。19至20世纪,人们对科学的热情与信心几乎席卷一切领域。科学育儿开始兴起,母亲开始感觉到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传统育儿知识已经无法帮助她们教养好孩子,科学的母职由此形成[2]。那时的科学育儿实践和规范受行为主义科学的主宰,认为孩子需要得到严格的训练以便形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这种育儿规范与早期的工业社会特质相关联,工业社会需要工人有规则意识、严谨和有效率。随着社会的变迁,到20世纪中期,生产文化逐渐被消费文化所替代,科学育儿中的纪律训练也逐渐被宽容、建议和劝告的方式所替代[3](PP337-353)。20世纪初,父母被要求关注母婴保健和生长发育,20世纪30年代,父母被建议在专业知识的帮助下培养情绪健康的孩子,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育儿杂志大量建议父母促进孩子的认知与智力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育儿建议从保健向智力发展的转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孩子在学校系统中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和要求,早期认知教育的目标直接与这种教育环境相对接,所以父母都尽力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4](PP41-75)。在1928-1944年与1990-2012年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加拿大流行的妇女杂志Chatelame对母亲的建议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母职被再现为一种严肃而耗时的工作,重点放在孩子的身体健康和行为习惯的教导方面,以便孩子将来能够适应工作场所、家庭和社会;而后一个时期的母职则更多地被描绘为一项情绪工作,不仅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和行为习惯,还要密切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养育孩子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适应社会,更要努力让其过得幸福快乐。前期的医疗化聚焦于儿童的身体和行为习惯,后期则注重儿童的个性和情绪。这些变化折射出社会价值的变迁,心理专业话语和风险社会导致了妇女杂志育儿建议的变化[5](PP253-265)。来自英国的研究也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亲职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童养育的任务不断扩张,亲职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主题。亲职文化方面的变化与儿童处在风险中的观念的发展是同步的,亲职扩张与风险社会的发展也是同步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父母也被建构为风险的管理者[6](PP293-300)。脑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亦对亲职文化影响甚大,在相关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父母被建议去最大化地促进孩子的认知和智力发展。当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强调个人责任、自我管理和自我增强的管理模式也促使此类对父母的建议的增多[7](PP41-50)[8](PP253-263)。风险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共同促使儿童观念的转变,并直接影响了亲职文化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童年的危机是风险社会中成人世界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在儿童身上的折射。而这将深深地影响家庭中的亲职实践,童年阶段的风险无处不在,儿童是那么的纯洁,他们应该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所以父母要保护他们,通过消费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和条件[9](PP171-185)。综上所述,英文文献中关于育儿建议的研究显示,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当前的风险社会,育儿建议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学者从风险社会、消费文化以及脑科学研究进展等方面对当前育儿建议或亲职文化的变化进行了解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育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传播,全球资本也正在尽力打造一个同质性的儿童文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卷入这种全球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育儿建议正在发生何种变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家长科学育儿的建议以及对家长责任意识的强调已经成为家庭教育领域的主流现象。家庭教育立法也正在推进当中。而国内学界对育儿问题的研究比较集中在育儿实践和育儿支持体系建构及照顾政策等方面,对文化层面的研究和反思比较缺乏。少有的几篇文献从亲职文化的变化这一角度指出了当前育儿领域发生的变化,比如,“好妈妈”是符合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10],当前亲职职责范围不断扩大,“家长主义”开始盛行[11]。这些研究捕捉到了亲职文化方面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在重视家庭教育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在以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描述中国当前亲职话语中育儿建议的内容,剖析这种亲职话语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话语建构机制,并分析它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大众媒体是建构社会真实的重要机制。社会建构论认为,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再现论认为,媒体并不是被动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从无数纷杂零星的社会事件中主动加以挑选、重组、编排,以文字或图像等符码组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有意义的叙述方式[12](P10)。本研究将对流行育儿杂志进行分析,在杂志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方面,采取“再现论”的立场。在此理论视角下,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要去分析流行育儿杂志中的育儿内容和观念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而是要尽力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呈现并解释流行育儿杂志如何挑选、重组和编排育儿相关事件,建构特定的育儿知识,以此来剖析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与运作。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相关文本进行分析。权力机制如何安排运作,权力运作机制如何通过话语而将不平等的关系结构化并且维持和延续,是话语分析要去探讨的焦点问题。话语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取径,很多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分析方法。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个适合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变化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它包括三个向度上的分析: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文本分析包括四个主题,分别是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其实质是知识/权力机制在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运作,包括的三个主题分别是,言辞表达中的力量、文本的连贯性和文本的互文性;社会实践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13](P67)。本文参考和借鉴这一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拟定初步的分析框架。首先运用话语分析中文本的互文性的技术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着重于文本生产的过程;然后在话语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即着重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

《父母必读》于1980年4月创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创办的第一本家庭育儿杂志,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本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权威科普杂志;刊名由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它的创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杂志在创刊之初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生育、养育与教育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定位逐渐清晰,仅关注0-6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养育者。本文聚焦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选取21世纪以来《父母必读》杂志中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相关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父母必读》杂志自2000年以后增加了印张,文章数量及内容大幅增加,在栏目设置上做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2000年至2003年开辟了“本刊视点”栏目,2004年之后改为“特别策划”,每一期杂志的“本刊视点”或“特别策划”只有一个主题,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但是也有少数例外,2003年12期当中只有11个主题,2004年和2007年却分别有15个主题和14个主题。一般情况下,每一期此栏目的主题由杂志编辑部策划,通过案例或数据呈现主题内容,由数名该领域专家组成专家支持团队对前述的主题内容进行点评、分析或总结。“特别策划”栏目的标题也会以较大的字体显示在封面上比较显眼的位置。各种迹象显示,“特别策划”的主题基本上能够体现出杂志传播的核心内容。21世纪初期的杂志在内容上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具有较强的连续性,2003年9月与法国育儿杂志版权合作,杂志自2004年之后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都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变。基于此,本文选取的研究资料为2004年至2014年杂志中的137次“特别策划”,每次“特别策划”中包含3-6篇文章。需要说明的是,2004年至2006年的杂志改为半月刊,2007年之后恢复为月刊。上半月即奇数期保持原有的风格,所以在抽样的时候只关注上半月刊。关于怀孕、生产、照顾与健康等与本文研究内容不符者不在分析之列,这样一来就筛选出48次符合本文内容要求的“特别策划”。根据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其中有关育儿方式的30篇文章作为本文的分析文本。采用费尔克拉夫提出的文本分析及话语分析框架中的具体向度对所选取的文章进行分析。

重新发现童年世界

(一)认识儿童

当前对儿童的界定和观念正发生着明显的改变。具体言之,就是认为孩子不是一张白纸,有主动成长的规律和意识;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童年生命力得到生长和发展,孩子便会收获童年幸福感。杂志文本比较精准地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并将它具体化后传递给读者。

现在的小孩普遍会遇到一个麻烦:大人似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小孩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我相信他还是会有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但是问题是他能够在他的童话世界里待多久。小孩在童话世界里待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这是很悲哀的事情[14](P36)

以上文字来自2008年第2期“特别策划”中朱德庸的一篇文章。整篇文章占有两个版面,基本内容是,孩子的世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世界,大人要顺应孩子的特点,学会尊重孩子,并与孩子好好相处,作者在文章中也分享了自己的育儿经历。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知名漫画作家用自由柔和的笔调在其文字中表达着自己的儿童观,孩子有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如果父母过早地将孩子带离这个童话世界,那便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很悲哀的事情”,童年的生命力难以生长。很明显,这里的“童话世界”是孩子的世界,与大人的“竞争世界”相对。20世纪90年代的杂志文本迫不及待地说服父母要做好让孩子面对竞争社会的准备,而21世纪的杂志文本却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一心想要告诉父母不要“打扰”孩子,让他“做儿童做的事情”,让他“成为他自己”,建议父母为孩子构筑童话世界,远离竞争社会。《父母必读》创刊30周年庆典暨21世纪儿童发展论坛之“面向未来的育儿生活”论坛上,有专家说:“儿童的名字是今天,不是明天。教育应该认同和尊重童年生活的价值,应该使每个儿童发现自己的潜能,并对自己影响控制环境的能力感到越来越自信。应该强调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儿童也不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应该尊重和理解儿童的现在,而不是无休止地为儿童的未来作计划。”[15]

这种童年生命力的概念还出现在2010年第6期的“特别策划”中。下面这段文字来自林文采对于幸福童年的观点,她认为孩子的幸福主要来自童年生命力的发挥。据杂志介绍,林文采是国际知名萨提亚治疗师,“她时代”家庭大学首席亲子专家。同时,她还是美国心理辅导学、临床辅导学博士。

如果一个孩子觉得很幸福,他肯定不是在做成人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个儿童做的事情,是他作为儿童的生命力得到了发挥和完成。每个人今天的“我”都是过去各个年龄段的“我”结合起来的,如果一个孩子童年很幸福,说明他童年的生命力发挥得非常好,而这将成为他未来很重要的资源[16](P28)

儿童生命力能够得到发挥和完成,是因为他“在做一个儿童做的事情”。这段文字的言外之意,如果父母想要孩子将来得到好的发展,就要让他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给他营造一个可以做儿童做的事情的空间,让他的生命力在其间充分生长。

杂志文本关于儿童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如何让孩子幸福。“让孩子做喜欢的事,他就能专注和持续;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更容易培养出主动学习的能力;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他就能成为他自己。而成为他自己,就意味着成功和幸福。”[17]在2011年第9期“特别策划”栏目,杂志邀请数位事业有成的名人谈如何让孩子幸福,他们基本上主张“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例如“让爱表现自由生长”,“对孩子的成长,我们要做发现者、潜能的挖掘者、辅助者,而不是破坏者”,“童年是最好的时光,本来有各种奇妙的想法,可许多违背孩子意愿的学习浪费了时间。如果能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和实践,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会奠定好人生最重要的基础”[17](PP23-29)

这种“成为他自己”的观点也体现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文中提及的陈学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博士。我们一直用“孩子是一张白纸”来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而今天的心理专家则认为孩子不是一张白纸,借此来强调孩子自身的成长规律不可忽视。前者代表了家庭教育领域家长和环境的作用,而后者则代表了强调家庭教育中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动性、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逐渐兴起,父母被建议不要试图去“教育”孩子,只要不扰乱孩子成长发展的节奏就好,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陈学锋在和我们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提到一个有冲击力的观念,那就是“孩子不是一张白纸”。她认为,每个孩子在身心发展中都是具有主动性的,他有自己成长的规律,有主动成长的意识。而父母正是需要观察到孩子什么时候出现这种主动意识,及时“促”一把,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破坏、限制孩子的发展,也不是揠苗助长。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成长中这种主动性,时时把孩子当作一个被动的受教育者,有过多的控制和主导,不仅不会把孩子教好,还会影响孩子自信的养成,让孩子不断产生无能感[18](P31)

在以上这些“特别策划”栏目的文章中,很多时候是知名人士或各类专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育儿经验,讲述自己的观点,传递出他们所在阶层的价值取向。文体大多采用散文形式,文风比较自由活泼,所论及的问题,专家和知名人士是如此这般理解和处理的,只是展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语重心长的、直接的教导,但是达到的效果却并不会因此而减低。他们的现身说法,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父母在阅读杂志的同时也成为学习者,专家的观点需要消化和学习,专家的经历可以参照和模仿。虽然杂志表面上没有呼吁读者应该怎样,但是这种生产文本的方式和现身说法的力量足以让父母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

(二)多元、快乐的成长元素

在上述儿童观念的指导下,杂志文本向读者传递了一种快乐教育的理念。在早期教育内容方面,越来越重视玩具、旅行、阅读等给孩子带来的积极影响,主张给孩子营造多元的体验空间,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学习的概念逐渐在淡化和转移,“成长”和“发展”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在专门的智力发展论述方面,反对过度开发,主张“玩就是学”,提倡在具有安全感的氛围下进行互动交流以观察、发掘孩子的兴趣,最终能够顺其自然地促进孩子的发展,在快乐的氛围中促进孩子的认知和社会交往。

时代在进步,我们对学习的理解也在进步!今天,孩子们的学习中有了更多的快乐元素。寓教于乐、玩中学的教学办法,让学习的形式更多元了,体验更愉快了。快乐教育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婴儿出生后已具备了学习的兴趣,并且天生具备学习的能力”,“在主动的学习过程中,由于大脑神经的活动所产生的激素,会带给人兴奋和快乐的感觉”。20世纪末脑神经科学的这些重大发现告诉我们,孩子生下来就有探索未知、学习新知的欲望,孩子时刻都在学习[19](P21)

“快乐教育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多么明确的声称!上段文字的作者引用最近的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结论来说明,我们要重新理解孩子的学习。学习不仅是家长教育的过程和结果,而且是孩子时时刻刻在进行的活动。言外之意,父母要提供更加多元的学习途径,以保证孩子能够在学习中获得更丰富的体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这些多元的学习途径包括玩具、阅读、才艺与旅行等。

孩子从玩具中学到的东西,是一种早期经验的贮备,它的效果不像识字、做数学题那样立竿见影。比如孩子在玩积木中积累的空间概念,也许要到中学学几何的时候才用得上。孩子刚出生时,你在他床头挂一些玩具,孩子用脚踢、用手摸、摆动时发出声音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孩子发展着自己的感知觉,这就是一种学习[20](P32)

玩玩具可以为将来储备早期经验,能让孩子学到很多东西;玩玩具还可以让孩子感觉自己是主人。这被认为可以给孩子带来快乐,而孩子心理上的愉悦又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玩具基本上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翻开2004年以来任何一本《父母必读》,玩具的广告必定扑面而来,知名玩具品牌、设计师、相关专业人士对玩具的解读等等内容是读者无法忽略的信息。“玩具可以促进孩子某些能力的发展,……理解了它们,我们也就学会了选择。好玩具背后的研发和设计是无可替代的,这让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优秀和与众不同。”[21](P56)杂志中的玩具广告不断地强调,“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真正的玩具,它永远是孩子的需要,也是父母表达爱的需要。为孩子找到他爱的玩具,找到让我们放心的玩具,陪孩子一起创造性地玩玩具”[22](P65),这些都是父母应该懂得和做到的。事实上,当前对于玩具的争论不绝于耳。一个比较流行的批评意见是,那些高科技玩具仅仅编码了一些有限的回应行为,会使儿童的创造力受损,甚至对创造力构成威胁[23]。杂志文本对此却基本一字不提,有目的地筛选出玩具有利于孩子发展方面的信息,忽略和删除了不利于孩子发展的信息。杂志文本的选择性特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值得深究。

亲子旅游的意义更在于“体验”。有些体验也许孩子当时并没有感觉,但是他看到了、摸到了、闻到了、感受了,以后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体验越多,孩子的印象就会越深刻。建议无论带孩子去哪儿旅游,都该注意自己的行程里是否有“体验”的意义蕴含其中[24](P27)

一旦把亲子旅行定义为发现之旅,就已经接近它独特的魅力了。带着发现的眼光,孩子很容易在亲子旅行中被激发出创意和想象力……,在众多的体验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也期盼借着每一次亲子旅行的机会,享受生活,发现美好[25](P 27)

旅行的意义其实是在于让孩子自发地涌动好奇心去感受和体验外界,而不是像上课一样被灌输知识。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宝宝,也有他表达好奇心的方式,比如在沙滩上抓沙子不肯离开,那就是他还没有“研究”够。让孩子在旅行中自觉地打开自己的五感去观察、体验、思考,才能真正实现所谓的“开阔视野”[26](P73)

“最好的养育在路上”,旅行被定义为“发现”,旅行的意义被建构为“感受”和“体验”。总之,亲子旅行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意和想象力,增加孩子的阅历,开阔他们的视野。孩子的成长不只需要知识,还需要“发现美好”,给他们的人生涂上多彩的底色。杂志中关于亲子旅行的“特别策划”栏目,一般由读者首先介绍他们的旅行趣事和经验,分享他们对于带孩子旅行的感受和心得,可能还会有相关专家的点评,对读者的感受和心得进行肯定和进一步的拓展。最后,会有旅行公司建议的路线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除了提倡“最好的养育在路上”,杂志还十分重视提倡亲子阅读。自2005年起,《父母必读》与红泥巴网站一起推出“童书推荐年度排行榜TOP10”,成为父母为孩子订购图书的重要参考。阅读作为一项育儿内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杂志文本中就一直被提及。不同的是,阅读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改变。在最初,阅读的作用被指向认字、提高表达能力、拓展课外知识面、为将来的写作能力奠定基础,等等。而当前阅读的概念变成了“亲子阅读”或“亲子共读”,强调父母念图画书给孩子听,所读之书要真正以孩子为本、关注孩子的情感世界。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养成一种“阅读力”,这种能力可以被理解成为生活的智慧,帮助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面对和处理各种问题。

亲子阅读,不仅是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是无形的纽带,紧密着家人之间的连接。它还能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为一个小故事感动,为一句有趣的话共同欢笑。它还让我们学会了爱的表达,懂得了尊重他人和自然[27](P68)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台湾儿童阅读推广人、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在2009年第12期“特别策划”中的发言,她从“阅读力”的角度解答父母对于亲子阅读的疑惑。这种关于阅读功能的观点广为接受,它完全是从孩子需求和成长的角度来做的论述,认为阅读不一定能让孩子在起跑线上一开始就跑得快,但是一定可以让孩子人生之树的根扎得比较深,将来会跑得更远。现在的投入可以为孩子将来的事业和生活做准备。

我认为,读一本书,就像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慢慢发芽、长大、开花。不久,花瓣中就会住进来一位“小精灵”。我们埋下的种子越多,心里就有越来越多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智慧”。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生离死别、酸甜苦辣等生活问题。自己要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呢?这时候,心中的智慧小精灵就会悄悄地和我们“对话”,帮助彷徨的我们下“判断”。这是真正的“阅读力”[28](P38)

综上所述,养育快乐的孩子,其实一种话语修辞。不论玩具、旅行还是亲子阅读,它们最终指向的还是促进孩子的认知水平、提高社会交往能力、积累人生跑道上的爆发力等这些内容。儿童观念的改变,加之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给家庭育儿披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也给父母育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投入的要求。

爱的教育

杂志文本力图使父母相信,有了正确的养育模式,便可以让孩子不输在快乐幸福感上。应该怎样养育快乐的孩子呢?父母被告知,孩子不是问题,孩子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父母对待孩子以及对待孩子问题的方式和态度才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杂志从情感投入、专家指导、金钱投入和以孩子为中心四个方面对父母提出了建议,这四方面内容无一不包括一个“爱”字,是为“爱的教育”。

(一)情感投入

情感投入被视为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关键性基础和必需部分,也是爱的教育方式中最直接的部分。爱孩子是为人父母者之本能,父母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婴幼儿如果不能与某个特定的养育者建立情感依恋,那么就会影响到他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些观念已经广为流行。杂志文本在这些育儿观念的指导之下向读者建议如何实现育儿过程中的情感投入。

每个动物都有爱自己孩子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比如我的心能感受到孩子的痛苦,感觉到他不舒服,这就是本能。当我感觉到我这样做使得他痛苦,就得去想一下他的痛苦到底是为什么[29](P60)

母乳喂养提供给宝宝的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感知的到的营养素,母乳喂养更是和肌肤相亲互动的亲昵时刻。……多和宝宝互动交流,抚触是个不错的活动。每天的抚触,给母子提供了一个共处的时光,给孩子做做操,肌肤相触,都会促进孩子的安全感[30](P66)

对于一个小婴儿来说,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此时的孩子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母子关系进行的。感受到妈妈对自己的爱,自己的每个小小动作妈妈都会有反馈,孩子就会觉得幸福。所以,此时的妈妈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事就忽视孩子的一些举动,要多和孩子说话,看着孩子的眼睛微笑[31](P30)

孩子小的时候,最享受的是抱着她的感觉;现在则是孩子熟睡时抚摸及亲吻她的感觉;也很享受孩子在我假寐时照顾我、孩子和我聊天说未来的时刻。和孩子一起做某件事或什么也不做,大家的心思都在对方身上,特别亲密自在地交流[32](P28)

对孩子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就像植物需要水分。父亲应该时不时地脱掉盔甲来拥抱自己的孩子,亲吻孩子[33](P36)

上述第一段材料强调父母有爱孩子的直觉和本能,能感受到孩子的痛苦。一旦有了这种感受,就应该去投入地想一想孩子的感受从何而来。第二段材料从客观的立场讲述母亲如何同婴幼儿进行亲密互动以促进孩子的安全感的获得。第三段材料传达的是,婴儿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基于此,母亲要“多和孩子说话,看着孩子的眼睛微笑”。第四段材料通过父母亲的口吻,描述了一幅亲密的、富有感情的亲子互动图景,甜蜜而温馨。外面的世界竞争有多残酷,这里的画面就有多温情。最后一段材料特别强调父亲对孩子的情感表达和投入的重要性。总的来讲,杂志文本告诉读者,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获得安全感及认知世界的基础,而良好亲子关系的标志是亲密感,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投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需的养分,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也能给双方带来快乐和享受。父母都能够也应该采取情感投入的育儿方式来养育快乐幸福的孩子。

(二)以孩子为中心

“每天一进家门就陪我玩。陪我看动画片。我发脾气的时候也不生气。接我下幼儿园后能等我和小朋友玩够了再回家。吃饭时我弄脏了地板不说我。每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34](P40)父母被建议了解孩子的心智成长规律,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以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以孩子为主语的叙述方式也凸显和加强了孩子的中心地位。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不仅指孩子是家庭关注的中心,它还包括这样一种现象:孩子指引父母的育儿方向和重点,父母要顺着孩子的步伐,走在他的后面,而不是在他的前面拉他。孩子自己知道他需要什么,父母要做的就是去陪伴、观察、发觉并满足他的需要。美国著名育儿专家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是这种宽容自由型育儿观念的重要支持者。随着西方育儿观念和方式的传入,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成为流行育儿杂志所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让孩子玩得更好,我们得努力去做“好玩”的父母。有心的父母,知道孩子从小婴儿起,很多不经意的动作就是在玩了。为了让孩子玩得更好,可能会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关注。……有了童心,我们就能知道孩子喜欢玩什么,孩子喜欢怎么玩。有了童心,我们也会跟他玩得更投入。……有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耐心地站在一边看孩子自己玩,不必给予孩子大量的语言指导。耐心还指我们对小淘气们的宽容,我们大可不必用怒吼和说教来建立规则,耐心地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干,然后帮他找到一种替代玩法也许效果更好。用心的父母,一定会适时地帮助孩子玩得更好,应该是自由玩耍舞台的搭建者、孩子兴趣的调动者和适时调试者。但是,也千万别把“用心”变成“别有用心”。因为,一旦玩有了功利性,孩子可能就不会再玩得那么痛快了[35](P32)

以上材料非常具体地展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的主要内涵。父母应该具备“有心”“童心”“耐心”和“用心”四个方面的特点。有心的父母具备一定的洞察力,知道孩子“不经意的动作就是在玩”;童心意即高质量陪伴,父母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而“变回小孩子”,陪孩子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而非父母指定的事情;耐心也意味着高质量地陪伴,观察孩子,宽容孩子;用心指为孩子创造环境,刺激孩子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别有用心”,不能带有大人的功利性,一定要保持“童汁童味”,让孩子沉浸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这种观点极力地将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划清界限,建议父母要尊重孩子的世界,孩子知道自己要什么,不需要父母的控制和“教育”。

养小孩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讲效率的。养小孩需要你花费很多的时间,需要你很有耐心,要很慢。小孩子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们有的七情六欲,小孩子都有。我们觉得孩子不听话,其实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他。没有仔细体会他的内心,就没有办法与他沟通交流。……我觉得不要总埋怨孩子学习不好,试试不要催他,为他营造一个温暖而有秩序的家庭氛围。有的时候,孩子情绪不好,是因为家庭成员的生活步调很乱,孩子没有办法适应[36](PP64-65)

慢,不是不管,而是跟着孩子的节奏走。与其站在孩子的前面拉他走,不如站在孩子的后面跟着他的步伐,给他支持,给他提供环境。……蹲下来,耐心听他的心声;站在他的后面,在需要的时候做他强有力的后盾[37](P66)

不要在孩子集中注意力做“工作”的时候打扰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作为一个玩伴出现在他的身边。孩子需要有“悠闲”甚至“无聊”的时间,不要把他的时间安排得太满[38](P39)

上述材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的内涵。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与家庭外部的竞争社会里时时处处讲效率的逻辑决然不同。在工作场所中,父母可以掌控很多事情,然后确保高效完成任务。但是在家庭中,父母需要“跟着孩子的节奏走”,不能控制他,取而代之的是要走进他的内心,满足他的需要,给他提供环境。孩子不听话,需要检讨的是父母及家庭,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暖而有秩序的家庭氛围”。

(三)金钱投入

如何养育幸福快乐的孩子?除了上述情感投入和以孩子为中心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满足孩子的需要。孩子有自己的成长意识,父母要擅长于发现孩子的兴趣和潜能,并在适当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创造环境去支持他。父母被建议给孩子买名牌益智玩具、带孩子旅行以增加阅历和对生活的体验、陪孩子一起读书、关注孩子的需要、懂得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所有这些都需要父母付出情感、时间、精力和金钱。“创造环境”在很多时候意味着人为地为孩子构筑一个“自然长大”的环境,延长孩子的儿童期,不要过早地进入激烈竞争的现实世界,而这又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投入。细读文字内容,就会发现“自然长大”的环境并非放手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长大,这里面反而包含了父母参与的“协作培养”的过程。

世界有机农场旅行组织,只要交40美元,在各国WWOOF网站上注册,就可以成为一名准国际农夫。网站便会列出各地加入WWOOF的有机农场名单,你可以根据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从中挑选。……感兴趣的父母可以带着孩子去日本的冲绳岛学碳烤生蚝,到意大利学习香草及香薰知识,或是去澳大利亚体验环保农庄运作……”;“在创造更健康、更持续的有机生活环境的过程中,让人与自然、与他人重新找到连接。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自然变得健康而美好。”;“很难想象在繁华的大都市外还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让孩子体味已经失去的耕读文化传统。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会留在孩子的生命中。[39](PP70-71)

杂志文本中所呈现的父母与孩子都是幸福快乐的,其家庭背景都是极其富足的。在作者的叙述中,“成为一名准国际农夫”看起来非常轻松容易,选择也很多。“到日本的冲绳岛学碳烤生蚝,到意大利学习香草及香薰知识,或是去澳大利亚体验环保农庄运作。”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孩子“会自然变得健康而美好”,“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会留在孩子的生命中”,物质消费和孩子的精神需求可以非常和谐地互为一体,精神上需求可以通过物质消费得到满足,消费被认为是实现自我的最佳方式。有机生活表面上看是提倡身心回归自然、寻觅健康和美好,实质上是一种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杂志文本经过精心编排和筛选,有目的地再现出这些中产阶级育儿内容的象征符号,体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对育儿的阶级象征性塑造,排斥和贬低了其他阶层的亲职内容和方式,势必给那些中下阶层的父母带来压力,甚至是自我否定。

(四)专家指导

专家学者频频告诉我们,现代人处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个体被鼓励听从专家的忠告以减低风险。以本研究所选取的杂志为例,整个杂志文本充满着技术专家主义的说辞,从怀孕生产、产后母婴护理、照顾、教养等内容全都以专家学者的观点为标准和依据。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教养领域,关于育儿的理念、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工作、人类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者专家的观点让读者目不暇接。专家指导式的育儿方式一方面建议父母遵从专家意见,另一方面又建议父母变成“专家”,进行更深入更专业地学习和实践。

首先,遵从专家意见。从文本生产的角度,很多文章都会以“专家认为……”类似的句子开头,真可谓言必称“专家”。每一期的“特别策划”栏目都会有专家团队,读者不仅能读其言,还能观其相,专家仿佛就在读者的眼前讲述科学的道理。还能了解专家的专业、头衔和工作单位等信息,其言论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专家为不知道如何选择育儿书籍以及不知道如何看待和运用个案型育儿书籍的父母提供专业建议。父母特别是母亲被视为不能胜任育儿工作的人,他们困惑、焦虑、知识欠缺、无所适从,急需专业指引。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各种现象错综复杂,各种风险防不胜防,怎样才能养育出快乐而又拥有发展潜能的孩子呢?“如果你现在也正在被苦闷困扰,没关系,专家的回答和其他父母的经验会帮助你从苦闷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轻松、快乐的妈妈”[40](P17),“我们将依照前面调查中让新妈妈‘头疼度’的排名,请国内顶级专家为你一一解除困扰![41](P22)”父母被建议遵照专家意见养育孩子,不听从专家建议的母亲就是不在乎、不谨慎、自私、愚蠢的不称职的母亲。

第二,专家父母修炼手册。从内容来看,专家的叙述中充满专业术语和理论知识,这些都有待于父母去学习。除了大脑开发相关的理论知识,还有诸如“移情式倾听的法则”[42](P30)之类的专业沟通技巧;育儿也被视为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自我修炼的过程。“专业性的书会帮你更了解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根据自己孩子的需要制定养育方案”,“妈妈们还应该看一些心灵成长的书,补充看看这类书,养育的心态能比较平和。很多时候,养育中妈妈自己的修行是最重要的”[43](P83)。父母不仅要了解和学习育儿理论知识,还需要“靠智慧和爱心”去研究孩子的特质,以便“找到真正适合他的养育方式”,也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养育模式是否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从此意义上来讲,遵从专家,并非照搬照抄,更需要家长灵活运用,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孩子内心的“密码”。专家意见可能只是一种参考,真正的专家是父母自己。

约35%的宝宝可能混合了以上32种气质类型,心理学家称之为中间型。中间气质的宝宝有的更接近于易养型,有的则更偏向于难养型,无法进行准确的归类。所以,很多时候需要靠你的智慧和爱心,来发现宝宝的特质,找到真正适合他的养育方式[44](P37)

在我看来,孩子成长非常需要父母“纯粹”的陪伴,需要父母在与孩子的接触中发现孩子的长处和问题,并与孩子协商,寻找创造性生活和学习的办法。……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放下专家的书籍和讲座,用自己的心灵聆听孩子的心灵。……有效地养育和管教孩子,并不取决于父母是否采纳专家的意见,而取决于父母是否愿意并能够创造生活。更重要的是,父母有决心花时间和精力,和孩子一起摸索养育和管教之道[45](PP20-21)

以上文字选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龙迪博士在2005年“特别策划”中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对育儿主流话语进行了破解,目的是要强调父母特别是母亲需要对专家知识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并且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不失母性的本能,不能让“那份清醇而原始的母爱”被加入太多技术层面的东西,甚至被育儿技术所控制。正如编辑部在文章点评和总结中所表达的意思,破解专家话语并不是想要父母们改变对育儿专家生产的知识的固有信任,而是建议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很多研究批判了育儿过程中专业知识对亲职特别是母职形成的支配和控制力,母亲们“照书育儿”,经常产生自责和内疚感,因为自己达不到专家所建议的育儿标准,并逐渐丧失母性本能,言必称专家观点,形成了一种专家指导下的母职实践,专家指导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反观《父母必读》这篇文章中的专家观点,至少表面上在矫正这一现象,呼吁母亲不要因为专家知识而产生不自信和自我怀疑,建议母亲将母性思维与专家知识综合运用,似乎呼应了女性主义对母亲育儿自主权的主张,但细细想来,这是多么高的要求。母亲们最初因为育儿不够科学被建议听取专家意见,如今又需要将专家意见灵活运用,结合孩子的独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人父母,不只要听取专家意见,还需要做自己育儿问题的专家。

、“养育快乐的孩子的话语建构

总的来看,当前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在亲子关系方面,民主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父母被建议将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与其保持一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在育儿方法方面,技术化或专业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父母被建议遵从育儿专家的指导,做学习型父母,用科学知识养育孩子,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沟通技术与孩子相处;在育儿观念和方式方面,商品化趋向也越来越明显,父母被建议消费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要,为了孩子的美好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父母被建议以孩子为中心,投入时间、情感和金钱去养育快乐的孩子。专家话语、消费话语、素质话语、个体及平等的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前育儿知识的建构。

(一)快乐的孩子:多元话语的介入

从文本表面来看,杂志的育儿话语反对将儿童过早地卷入现实的竞争社会中,认为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主张“快乐教育”“自然长大”,将孩子从各种早期培训班中解放出来,配置以轻松活泼的叙述风格和文艺路线的文体,让人感觉到轻松愉悦,快乐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是,“养育快乐的孩子”不过是一种话语修辞。

首先,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智力教育、90年代开始的素质教育几乎在21世纪之后的《父母必读》中被再现为一种压迫和束缚孩子的桎梏。目前的育儿观则要求父母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让其根据自己的节奏自由地生长。以儿童发展心理学和脑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知识为此观念提供了依据,相关领域的专家及其理论观点得到密集地传播。它们重新界定了童年的面貌。专业知识不仅仅代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格,它还有明显的权力意味。专业系统的分化体现了政府管理社会模式的改变,它假设个人可以通过寻求专业知识解决个人问题,社会冲突和政府干预可以减到最低,并且最终个人将对专家系统产生功能上的依赖。具体而言,儿童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诸如“慢慢长大”及“快乐成长”,指出了过去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帮助家长培育适应新环境的理想儿童。但是,与此同时,它需要父母密集投入并以孩子为中心,并且为孩子的成长负责。这种专家话语得以成为主流,不仅在于它在儿童身心发展理论知识上的进步,还因为它参与建构了作为孩子成长风险的管理者的父母角色。而这一点正好满足了当前政府与家庭在儿童养育和照顾方面的分工需要。

其次,“养育快乐的孩子”是经过消费文化精心设计和包装的结果。在西方现代性向全球普及的过程中,消费文化被当作全球化的特质不断向外传播。与消费文化相关的西方商业模式、市场与生活方式也被当前中国视为现代性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扩大内需来深化改革,消费主义本质意义上的消费革命启动了。它鼓励人们追求生活的舒适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个人幸福,需要被生产出来。这种文化特征也影响到育儿过程中的消费行为。进入21世纪以来,育儿杂志逐渐成为一种销售中介,贩卖的是与育儿相关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全球资本服务。中国本土的育儿杂志也积极主动地卷入这样的过程。育儿杂志中的文字和图片文本无一不在强调消费好的商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消费好的育儿商品被认为是避免风险和促进孩子成长的最好策略;消费好的商品成为做父母的基本规范和职责,亲职的面向得以增加和延伸。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养育快乐的孩子”的亲职话语掩盖了符合资本逻辑的教养观念。

再次,21世纪以来的杂志文本中已经难以看到国家话语的痕迹。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政府相关部门从“减负”“素质”和心理健康的角度讲“快乐的孩子”。国家用以建构理想儿童的话语依然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文本以国家话语为主导,并加入了儿童发展的专业话语以实现对理想儿童的建构。与育儿杂志相比,二者的共同点是关心儿童的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但二者的话语修辞不同,育儿杂志的话语修辞是专业知识和消费文化,而政府提倡素质教育的话语修辞除了专业知识之外,还包括传统文化修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内容。所以,政府建构的理想儿童形象是既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儿童,也是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能够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儿童。杂志文本将“养育快乐的孩子”作为国家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然结果,政府相关部门讲“养育快乐的孩子”可以看作在地力量对全球化的抗拒并试图与之共存的谋划。

总的来说,专家话语和消费话语常常结盟,相互借用,共同塑造“快乐的孩子”的形象。专家话语指出孩子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告知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消费话语利用此类话语和知识,说明消费特定商品的必要性。同时,这二者也是当前中国亲职文化卷入全球化过程的一个表现,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育儿现代性的一种把握和理解。

(二)作为修辞的自主的个体与快乐文化

“养育快乐的孩子”在理论上还主张尊重孩子的天性,强调童年的独有特质,且需得到成人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主张孩子应该自然发展,而不能将父母的意愿强加于他们,这是符合道德价值含义的教养观念。这些育儿理论和观念大量出现在像《父母必读》这样的流行育儿杂志中。育儿杂志和政策法规文本中的专家话语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建构理想儿童。表面看来,理想儿童的建构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去工具化的发展趋势,一种自主的儿童形象正在出现。但是,自主的个体的儿童观念和形象具有一定片面性和模糊性。实际上,它更多地建立在儿童的表达、情绪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的基础之上。杂志建议父母要给孩子自主表达和成长发展的空间,不要试图掌控孩子,他们是有着自身成长规律的独立个体。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要让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想所要,而不能用父母权威去压抑孩子的想法和表达。这些儿童教养观念被视为一种突破和进步,毕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儿童被建构为一种工具化和政治化的与国家民族发展紧密相连的形象,表达了中国人百年来追求现代性和塑造现代人的渴望,在现代性的叙事框架里它有着重要价值。但是,目前育儿杂志中再现的自主的个体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私人化与私领域的个体。自主是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社会的个体自主发生了显著而令人不安的变化,从政治经济领域民众互动的理想典范变化为私人生活、生活方式和自我表达的理想模式,个体的概念越来越与这种狭隘的个人自主相关联。儿童教养的标准也在随之改变。流行育儿杂志中,允许儿童自主表达自己的专家建言越来越多,儿童在公共责任领域消失的现象却越来越明显[3]。诸如《父母必读》一类的流行育儿杂志对国外流行育儿杂志亦步亦趋,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这些令人不安的自主的个体的概念。所以,我们在看到“自主的个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潜藏着的隐忧。

这种现象产生于社会文化的私人化转型这一深刻的转变过程之中,它过于凝视个体的表达、情绪和快乐,对外部世界的参与和责任置若罔闻。当前大众文化环境也在致力于传达一种快乐氛围,“苦”是国家欠发达、个体贫穷的文化标签。政府需要避免社会成员负面情绪导致的高运行成本,每个人都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地活着。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种去除负面情绪的方法和途径,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能个人化地去应对它们。毕竟这是一个个人需要为自己负责任的时代,个体有义务作为一个主体介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并且不能够让自己筋疲力尽。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更加关注个人而非宏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我们不再被引导去思考和寻求有意义的伦理原则和有价值的个体命运,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快乐。在这个金钱拥有无比魔力的社会,快乐正在被批量地生产。快乐得以生产,不快得以去除,其基础在于当前心理学及心理治疗的知识专门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家系统的合理化扩张。快乐话语连结了心理学知识与消费主义、个体化治理的权力系统,快乐生活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为我们制定的让人难以察觉的逃逸路线。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变迁过程中,过度关注个人的自主的个体产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流行育儿杂志才会建议父母重视孩子的自主性,尊重和满足孩子的需求,而忘记了亲职还有其他重要的面向,那就是公共领域的道德责任主体的培养。从工具化的儿童到自主的儿童,这并不是一条从低到高的线性的发展路径。我们应该对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社会趋势保持警醒。总而言之,流行育儿杂志给我们描绘的自主的个体及其背后隐藏的思想霸权和文化政治都值得批判。

亲职话语的社会影响

养育快乐的孩子意味着,孩子要在玩中学,父母要陪伴孩子玩、创造各种环境让孩子玩的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和人际交往等各种能力。快乐的含义既包括孩子身体上的舒适与自由自在,也包括心理与情感上受到关注并得到满足,还包括养育者要保持充盈的精神状态。话语即权力,通过权力的运作,话语得以合理地复制或再制权力关系;话语也具有建构性,包括建构社会主体、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从此角度出发,“养育快乐的孩子”这种亲职话语在许多层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一)建构标准化的母亲身份

快乐话语使得父母密集地投入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而更多情况下是母亲密集地投入。快乐教育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做支撑。孩子在玩各种奇妙的玩具的过程中必定是快乐的,孩子在旅行的途中必定是身心愉悦的,孩子在亲子共读过程中内心必定是温柔和幸福的。孩子需要的是父母全身心的投入和陪伴,而非仅仅是身体在场。杂志文本不遗余力地向读者灌输这些内容和观点,凡为人父母者几乎都难以不被它们所打动。在当前育儿及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前提下,这种亲职话语其实是在建构一种标准化的母亲身份。只有遵从以上标准去进行亲职实践的母亲才是合格的“好妈妈”,父亲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办法陪伴孩子成长,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并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好父亲。母亲不管自身情况如何,都应该向这种理所当然的模式去努力。但是普遍性母职是不存在的,当前的这种母职模式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标准和规范。这种母亲角色意识形态也具有强大的“询唤”能力,塑造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得那些无法遵循这种看似普遍性的母职标准的女性处于种种矛盾和自责当中,并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出策略性的选择,以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不仅是社会对女性有着标准化母亲身份的想象,女性自己也会认同并实践这种标准化身份。不过,女性的这种认同与实践不能完全被视为一种“自由”,毕竟,结构性力量强大又显而易见。进而言之,标准化母亲之女性身份被建构的同时,“理想的工作者”之男性身份也得到建构和强化。作为私领域的家庭的维系是和特定形式的工作组织相互呼应的,特定形式的工作组织就是以“理想工作者”为基础的企业[46](PP139-158)。这里的理想的工作者,实际上是指没有家庭照顾任务的男性;而女性,不管她们是否处于结婚生子的生命阶段,都不被期待成为理想工作者,她们天然地与孩子、与家庭联系在一起。当前亲职话语建构下的标准化母亲身份,影响了女性的身份认同与母职实践,也强化和巩固了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

(二)母亲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在宏观层面,“养育快乐的孩子”话语巩固了当前正在发生变化的政府治理模式,参与促成儿童教育的“亲职转向”:父母育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专家系统和消费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儿童的养育越来越依赖家庭及父母的投入和资本,并迈向一种个体化育儿时代。在“道德形式”和育儿专家体系的作用下,儿童被建构为时刻处于风险之中的脆弱生命状态,父母被建构为孩子未来取得何种成就的关键性因素,甚至被建构成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如果能够努力做好父母,那将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不能做好父母,则很有可能阻碍和限制孩子的成长,使得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特别是母亲,被视为养育孩子的首要责任人和投入者。“孩子不是问题,孩子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父母对待孩子以及对待孩子问题的方式和态度才是问题。”类似这样强调父母作用的言论铺天盖地。国家鼓励公民听从专家的忠告并通过教育行为的选择来降低孩子身心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也鼓励通过消费合适的商品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和认知水平。这些理性的政府治理模式倾向于强调个体责任,也包括作为父母的个体的责任,结果弱化了某些公共部门的责任。从微观层面来看,不是所有的母亲和家庭都能符合此等密集化的育儿标准。事实上有很多被视为糟糕透顶的母亲,她们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却不能或不愿好好照顾养育孩子,简直是孩子生命中的灾难。有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传记式的畅销书,非常具体地呈现了美国没落的白人工人阶级母亲群体及她们的孩子的糟糕状态。身为其中的一员,作者非常直接地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中小学的支持项目的无效率,因为孩子们在家“与狼共舞”,老师很难当好“牧羊人”,根源在家庭,在母亲[47](P117)。从作者及其所在阶级的经验来看,母亲的确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但其实中下阶级的母亲们被裹挟进整个社会的变动,她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更是风险的承受者,她们身上的问题深重而积习难返。她们不断地被责难、被建构。所以,总的来说,母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这一观念的建构会导致中上阶级的母亲更加全力精心投入孩子的成长,中下阶级的母亲因为无法符合标准化母亲的想象而成为儿童诸多问题的根源,并备受指责,她们不光彩的形象和不知上进的生活方式,得到太多的聚焦,其他非个人因素得以掩藏在黑暗中。更为关键的是,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支持方案能够持久地帮助她们及其孩子。长此以往,社会群体的分化会愈加明显。不论何种阶级的母亲,她们都在这个强调育儿个体责任的时代付出太多。最终结果是,一种新的道德态度和社会责任会产生:我适合生养一个孩子吗?我的人格是否足够成熟、性格是否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我是否愿意为孩子付出?经济资源是否够充足?……人们从养育现状反思生育,生育时间和生育意愿势必会受到影响。

(三)密集母职作为一种儿童照顾安排

养育快乐的孩子的亲职话语也会影响城市家庭的儿童照顾安排。从宏观层面来看,“快乐的孩子”话语承载和传播的是专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参与促成了正在发生变化的儿童教育的“亲职转向”:父母育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专家系统和消费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儿童的养育越来越依赖家庭及父母的投入和资本,并迈向一种个体化育儿时代。从照顾者的角度来看,虽然有着社会流动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等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家庭育儿代际支持依然强大;但是从照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父母特别是母亲在有代际支持的条件下依然被期待密集地投入孩子的养育过程。育儿过程在家庭内部逐渐出现了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代际分工。当前的亲职话语以“科学”之名对祖辈育儿进行贬低、排斥甚至污名化;也以“科学”之名,强调对孩子进行高度精细化的养育。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在社会阶层变动加剧的环境中,家长前所未有地重视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养育快乐的孩子”在客观上被建构成为“让孩子的成长更有后劲和爆发力”的新型育儿知识和理念,正好符合家长对孩子美好人生的期待。他们结合自身的阶层地位和资源,在主观上建构着这种“慢慢长大”“快乐成长”的育儿知识。父亲育儿虽然在杂志文本中被提及和倡导,但是“父亲参与”和“父亲分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杂志文本中或隐或现的观点是“父亲有条件地参与”。从家庭外部的支持来源来看,这种亲职话语也会同时排斥市场化的或其他形式的非家庭照顾体系。杂志文本频频提到非家庭化的托幼机构品质良莠不齐,不能完全放心,母亲还是需要费心尽力地再寻求更好的方式照顾孩子。由此看来,祖辈育儿不科学,机构照顾不能令人放心,父亲只能有条件地参与育儿,唯有母亲亲自育儿对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密集母职被期待成为当前城市家庭的儿童照顾安排,它镶嵌于并同时强化了中国儿童照顾体制家庭化和女性化模式。

从现代以来的儿童观出发,或许密集母职对孩子的确是有益的,对学校教育、家校合作和整个国民素质也是有益的,但是,母亲作为一个个体的需求和利益呢?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逐渐强调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时代,那究竟是什么让作为个体的儿童得到极大的承认,而作为个体的母亲却如此模糊?对于此问题的回答,绝不能陷入孩子与母亲利益的二元对立循环当中,也不能将问题导向为“全职母亲”与“工作母亲”之间的论战。应将更多的照顾主体纳入讨论的框架中来。我们期待一种具有性别正义的和更加理想的儿童照顾安排制度。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陶艳兰(1976-),女,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妇女、儿童与家庭社会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第3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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